| 〈讓「小人民」建立新的理性文化〉閱後感
本年捌月號《明報月刊》刊載了柏楊的訪問：〈讓「小人民」建立新的理性文化〉。當中一些論點所言甚是。其一，「民主不是一種最好的政治制度，它必須有高品質的國民，才能享受，高品質就是每個人的理性素養和公民意識的成長。」今天的香港，人民上街大喊大叫，高呼「民主」是解救香港的靈丹妙樂，當真如此？調查顯示，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等廿三條立法，當中多為高學歷、專業人士。亦有調查顯示﹝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在網上的訪問﹞，六成九人沒有看過條文。試問上街的人，有多少是人云亦云？有多少是趨炎附勢？有多少是被人政冶利用？更甚者，有人拿著「自由」作擋箭牌，無限上綱，說什麼「上街買煙也被批」，無知之餘令人噴飯。
其二，「魯迅的小說跟其他人不一樣，他是藝術形式與理念的結合，披著小說外衣的論文，探討人性和社會的黑暗面……」魯迅的小說幽默、深刻地諷刺國民的劣根性，是人人皆知的。要是魯迅寫一篇文談論吃人文化，其震撼力想必不如《狂人日記》；一篇論科舉良窳的文章，其影響又不如《孔乙己》。表達思想的方法的重要性，不比思想本身的內容低。姑勿論共產黨的支持對魯迅有多大影響，筆者愚見以為，小說總比論文深刻，較易深入大眾「小人民」的民心。
其三，柏楊以為訪問他的記者對中國文化人的評估仍然很傳統：將王國維、陳寅恪、馬寅初、梁漱溟視為清流；將郭沫若、周揚、蔣夢麟、胡適視為濁流。換言之，就是以當官與否作分類。誠如柏楊所言，專制時代，做官不做官不是自己當家作主。除了這三點，其他例如中國人沒有尊嚴、沒有民主、師承制度等等的問題，柏楊的文章已多次探討，不贅。
筆者曾撰文比較三本史書，有一問：柏楊在《中國人史綱》中直呼各皇帝的姓名，是否要暗諷君民尊卑有別？這次訪問，討論《資治通鑑》時，柏楊亦有提及他直呼皇帝姓名一事：「直接把帝王的姓名叫出來，這在從前準會招來大禍，寫出皇帝的名字，那可比踢到老虎屁股還要危險……」柏楊是否如筆者所言，要暗諷君民尊卑有別，我們仍然不得而知。可知的只是柏楊刻意如此。而多次的冒犯，若老虎反過來咬他一口，也不能說是動輒得咎呢！
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陳力恒識於錦繡花園時年二十有一 |
